大明皇帝朱高炽病重，快不行了。一个太监奉命离开北京，全速奔赴南京盈富忧配，去把皇太子朱瞻基召回来。
这一天是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初十。
仅仅两天后，离京的太监还要七八天才能到南京，但朱高炽已经驾崩了。
事态紧急，朝中大臣夏原吉等人决定秘不发丧。
数日后，得到回北京诏令的朱瞻基，已能明显感觉到南京城中流言四起。他的属下劝他，要率护送兵马回北京，以防万一。
26岁的朱瞻基却说不必。他说：“我刚到南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谁能料得到？君父在上，天下归心，谁敢有贰心？父皇召我回北京，我又怎能拖延？”
然而，能料到和有贰心的人，当时还活在世界上——他是朱瞻基的叔父、汉王朱高煦。
所幸朱瞻基行动迅速，朱高煦在山东派人伏击皇太子的计划才宣告落空，史书说，“高煦谋伏兵邀于道，仓促不果”。
六月初三，朱瞻基顺利抵达北京附近的良乡。夏原吉等人这才公开宣布了洪熙皇帝朱高炽的死讯，此时距离朱高炽驾崩的日子，已经过去了20天。
同一天，朱瞻基进入北京城。
六月十二日，在朱高炽死后整整一个月后，朱瞻基正式登 极继位，是为宣德皇帝。
一场皇位继承危机，总算暂时得到了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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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朝廷内外，熟悉汉王朱高煦为人的人，都知道他绝不会就此罢手，他一定会继续作妖。
朱高煦是明成祖朱棣的次子，性凶悍，善骑射。早年跟着朱棣起兵靖难，屡立战功，几次帮助朱棣转危为安。朱棣也认为，朱高煦“类己”，曾经流露出将他立为皇位继承人的意向。仗着军功和父皇的宠爱，朱高煦颇为骄恣，常常把自己比作唐太宗：“我英武，岂不类秦王世民乎？”
相比之下，朱棣的长子朱高炽痴肥，为人仁厚，并不太受朱棣待见。朱棣传达出来的暧昧态度，助长了朱高煦夺嫡的念头，使他加快了夺嫡的步伐。朝臣们由此分成两派，朱棣也十分矛盾。
有一次，朱棣就接班人问题征求大才子解缙等人的意见。解缙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朱棣不说话，解缙又补充了一句说：“好皇孙。”这句话终于打动了朱棣，因为朱棣一直很喜欢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
史书记载，朱瞻基出生时，皮肤燥裂，像条烤鱼一样。尽管长相不讨喜，但祖父朱棣却很喜欢这个黑娃。据说，建文元年（1399年），朱瞻基出生前夕，朱棣恰好做了一个梦，梦到朱元璋把象征皇权的大圭送给了朱棣，并对朱棣说：“传之子孙，永世其昌。”梦醒后，就传来了朱瞻基降生的消息，朱棣若有所悟。可能是这个祥瑞之梦，进一步刺激了朱棣夺取侄子朱允炆的江山的欲望。
朱瞻基满月时，朱棣第一次见到这个长孙，说这个孙子“英气溢面”，跟我的梦境完全相符。自此，朱瞻基就离开父母，由祖父母抚养，着意栽培。
在明成祖朱棣的调教下，朱瞻基能文能武，颇具人君气象。朱瞻基15岁时，朱棣命他对对子，上联曰：“万方玉帛风云会。”朱瞻基不假思索，跪下叩头，说：“一统江山日月明。”朱棣大喜。这种格局，确实是大明未来帝王的最佳人选。
永乐年间盈富忧配，朱棣多次北征，每次出征，要么令朱瞻基随行，让他历练战争；要么命他留守，培养处理政务的能力。朱棣在立朱高炽为太子的情况下，立朱瞻基为皇太孙，一方面表达他对朱瞻基的喜爱，另一方面是通过皇太孙对在南京监国的太子形成牵制。
不过，朱瞻基自小深知父亲朱高炽处在极度危险的政治环境中，因而一直极力维护父亲的形象，并不想成为打压自己父亲的一颗棋子。
对于那个野心勃勃想取代太子之位的叔父朱高煦，朱瞻基很早就跟他杠上了。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朱瞻基的存在，才使得朱高煦离帝国皇位继承人的身份越来越远。一次，朱棣命三个儿子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与长孙朱瞻基一同拜谒孝陵。朱高炽因体胖，又是瘸子而失足跌倒，朱高煦随即在他身后挖苦道：“前人失跌，后人知警。”朱瞻基听到后，立即回击：“更有后人知警也。”朱高煦回头，看着这个侄子，语塞不敢接茬。
朱棣在位后期，为了防止儿子间流血权斗，对一向骄横的朱高煦进行制裁，从永乐十五年（1417年）起将他封到山东乐安，并削弱了他的护卫力量。这样，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驾崩后，朱高炽才能在朝中重臣的辅佐下顺利继位。
然而，明仁宗朱高炽继位不到十个月就病重去世，此时大明帝国的局面在虎视眈眈的朱高煦眼里，多么像当年朱棣面对侄子皇帝朱允炆的情况。朱高煦想让靖难之役的历史重演，而他的侄子朱瞻基，也想证明自己不是朱允炆。
在派兵埋伏击杀朱瞻基未果，而朱瞻基顺利登上帝位之后，朱高煦加紧谋划发动属于他的“靖难之役”。由于手中的兵力有限，他甚至砸开州县监狱大门，放出里面的死囚，给这些人优待，训练他们习武打仗。同时，他还招募无赖子弟和社会流氓编入军队。可以说，为了发动夺位战争，无所不用其极。
而朱瞻基则表现得像他死去的父亲一样柔弱，对朱高煦有求必应。朱高煦为了试探新天子的分量，不断提出一些过分要求，没想到朱瞻基均一一予以满足。这让朱高煦更加肆意妄为，以为这个侄子并没有那么聪明和可怕。事实上，朱瞻基按兵不动，是想让朱高煦自我暴露，自我作死，从而争取道义和舆论支持。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按捺不住的朱高煦终于起兵反叛了。
明宣宗朱瞻基本想令武将率兵征讨，但“内阁三杨”之一的杨荣提醒他说，朱高煦已经料到您刚继位，是不可能御驾亲征的，“今出不意，以天威临之，事无不济”。另一名重臣夏原吉也以靖难之役中南军主帅李景隆最终叛投朱棣的往事，劝告朱瞻基一定要亲征，否则征讨军主帅一旦被朱高煦搞定，就真的要重演靖难故事了。
朱瞻基因此下定决心，御驾亲征，在声势下一下子就压倒了叛军。之前跟朱高煦一起约定起兵的几路兵马，都不敢轻举妄动。朱瞻基的军队将乐安围得水泄不通，部将请求攻城，朱瞻基不许，只是在城外放炮秀肌肉，震慑叛军。很快，叛军士气瓦解，朱高煦在强大的压力下出城投降。
朱瞻基兵不血刃，平定了朱高煦之乱，消除了一场潜在的“靖难之役”，巩固了他作为新天子的权威。
朱瞻基不想落得个杀叔父的骂名，最终只是褫夺了朱高煦的爵位。一些野史记载，三年后，宣德四年（1429年），朱瞻基去看看这个跋扈惯了的叔叔现在怎么样了。没想到，朱高煦突然伸出一脚，将朱瞻基勾倒在地，然后仰天哈哈大笑。朱瞻基怒不可遏，当场命护卫用一口重300斤的大铜缸将朱高煦罩住。但朱高煦力气很大，顶缸而起。朱瞻基遂下令在铜缸周围堆起木柴，点火烤炙，朱高煦被活活烤死。
2
在平定朱高煦之乱后，明朝的藩王纷纷向明宣宗朱瞻基交出兵权。权力巩固了的朱瞻基，才能以其他形象被历史铭记。
朱瞻基统治下的明朝，在史书中被标记为“仁宣之治”。史书对朱瞻基的评价都很高，可谓好评如潮。比如《明史》，是这样评价他的：
（朱瞻基）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强藩猝起，旋即削平，扫荡边尘，狡寇震慑，帝之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欤。
由于明仁宗朱高炽在位时间很短，还不到十个月，所以通常认为“仁宣之治”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功劳。但实际上，朱高炽在几个月之内，已经改变了永乐朝的许多政策导向。要知道，朱棣前半生为了得到皇位而战，后半生则为了皇位的正统性和合法性而战，所以发起了许多“大制作”，比如迁都北京、出兵安南、五次亲征漠北、派郑和大型舰队下西洋等等。这些政策都具有扩张性帝国的特征，但又极其消耗民力和帝国力量。朱高炽继位后，几乎尽反朱棣的扩张政策，转而从恤民、收缩、守成的角度，去重新调整帝国的统治政策。
对于朱瞻基而言，一方面他的教养和统治能力全部来自于祖父朱棣，另一方面他又在父亲朱高炽的短暂统治后继位，当他登上帝位的那一天，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到底是继承祖父的扩张路线，还是父亲的收缩路线？
这个选择，对于明朝帝国的走向至关重要。
朱瞻基在位十年（1425—1435年），恰好处在一个王朝开国的60年至80年之间。史学家分析，历朝历代开国60年至80年之间，都会遭遇一个发展瓶颈，这个瓶颈被命名为王朝中期病。突破这个瓶颈，克服王朝中期病，帝国就能迎来治世，否则则会使社会陷入动荡，严重者甚至影响王朝的生死存亡。
任何朝代盈富忧配，扩张-收缩政策应该有一个度。不顾国力，一味扩张，穷兵黩武，或者用大工程压垮民力，结局可能会像秦、隋两朝一样短命。明朝仁、宣两个皇帝，能够把父祖的江山延续下去，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掌握了国力承受的这个“度”。
不可否认，朱棣在位期间的扩张国策，具有积极意义，但国力消耗也是空前的。尤其是几大工程并举，使永乐朝后期的大明帝国处于严重的国力超负荷状态。不仅如此，朱棣为政酷虐，曾大肆诛杀建文朝遗臣，后来又借故大肆弑杀太子的官属，使朝中笼罩着一种血腥的恐怖氛围。
朱高炽、朱瞻基父子在位期间，结束了恐怖政治，代之以仁政统治，稳定并收复了民心，使明朝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史家把这一时期比作西汉的文景之治。
但是，开拓难，守成也难。朱瞻基最终选择了继承父亲的政治道路，实际上也背负着巨大的道德和舆论压力。
永乐四年（1406年）十月，因为安南内乱，朱棣命令出兵，用八个月时间占领了安南，随后设立交趾郡，把安南完全纳入明朝版图。但安南并未因此安静，各种抗明复国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使明朝在当地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朱高炽继位后，开始通过一些柔性的安抚措施，企图缓和安南人的反明情绪，稳定地区秩序。安南起义头领黎利，在与明军的对抗与周旋中逐步坐大。朱瞻基继位后，得知前线明军多次溃败，立即签署了对安南采取强硬措施的诏令。
但，就在签署命令的第二天，朱瞻基秘密召集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共商安南局势。在正式谈话前，朱瞻基特别叮嘱两位，今天的谈话，朕只与你二人说，你们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朱瞻基对二人说，他想继承父亲的遗志，让安南成为附属国即可，三年一贡如洪武朝之制，这样，“中国亦省兵戎之劳”。但是，真这样做了，论者不免谓朕“委弃祖宗之业”。
说完了，朱瞻基再次叮嘱二人，勿泄密。
后来，朱瞻基在任命王通为总兵官率军大征安南的同时，将通气会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为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四人。朱瞻基再次表达了希望“使安南自为一国，以全一方之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的意愿。原先通过气的杨士奇、杨荣，此时支持朱瞻基，称他的决定“不失为圣君”，说汉唐以来每次征服安南，都得不偿失，我朝不应再陷入这个泥淖里了。但原先没通过气的蹇义、夏原吉则表示反对，他们说现在安南只是小丑作孽而已，一旦放弃了，不止有损明朝威望，更重要的是成祖以来20年的付出就都白费了啊。
这次谈话，朱瞻基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
这正是朱瞻基所担心的，皇帝的任何重大决策，如果不能得到朝中重臣的一致支持，执行下去，铁定要背负千古骂名。明朝的皇帝看似权力很大，但除了朱元璋和朱棣两代雄主，其他皇帝其实都活在制度的牢笼里。他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却不得不随时斟酌和衡量任性带来的后果。哪怕是在废皇后这件事上，朱瞻基都要在五六次与内阁重臣的沟通、寻求支持后，得到他们的一致同意后，才敢以胡皇后多病无子为由，改立孙氏为皇后。更何况，现在在讨论的是领土问题。朱瞻基内心承受的压力，肯定很大。
事态的发展，最终却以一种出乎意料的形式进行解决。朱瞻基想以一种体面的形式放弃安南，因此不断派兵进入安南，要靠碾压性的胜利来撑起帝国的颜面。但是，他先后派出王通、柳升、沐晟三个兵团，都被安南军队各个击破。最后，是在明军战败的情况下，与安南议和，被动承认了安南的独立地位。
但不管怎么说，明朝帝国的敌人是在北方，不是南方。朱瞻基没有继续在安南战场投入人力和财力，适时放弃安南是正确的选择。他的统治政策基本都是父亲朱高炽的延续，但有一条，他是反对的——他放弃了父亲将帝都迁回南京的计划，而是继续祖父的决定，把帝都定在北京。他清楚地知道帝国的敌人在哪个方向。
有一种说法是，朱瞻基选择继续以北京为帝都，是为了满足个人对于边事的着迷。受祖父影响，他喜欢巡边，边境上偶尔的捷报，都能使他陶醉。这是明朝皇帝重视但又轻视北方敌人的开始。朱瞻基的这个特性，很不幸地遗传给了儿子明英宗朱祁镇，清初史学家谈迁说，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远因正在于此。
3
1449年那场差点让明朝国祚定格在81年的土木堡之变，背后其实潜藏着一个制度性肇因。而这项制度，正是朱瞻基在位时期确定下来的。
在明朝的皇帝里面，朱瞻基是一个比较懂得自省的人。帝国某地丰收了，臣僚照例要吹捧皇帝圣心感动上天，“圣心所欲，天必纵之”，肉麻得不要不要的。朱瞻基受不了这种吹捧，他会反问说，天果纵之，帝国其他地方怎么会有水旱之灾呢？还是我们的善政做得不够啊，我等君臣应该更加努力才是。
但是，朱瞻基也并非完美帝王。他也有他的毛病。在官方史书之外，他是一个世人皆知的“蛐蛐皇帝”，喜欢斗蟋蟀，并且让这种爱好变成政治任务，引发了不少人间惨剧。在朝鲜的史料中，他还是一个喜欢朝鲜幼女的萝莉控，还在守祖父与父亲丧事期间，就迫不及待地数次派遣宦官前往朝鲜求取年幼的处女。
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有艺术天赋的皇帝。写诗，作画，器物，玩好，他样样精通。他是明朝宫廷培养出来的第一代艺术家皇帝，反过来，他也塑造了明朝宫廷的文化，一种倾向于奢靡和华丽的宫廷风。在他之后，明朝的皇帝或多或少有属于个人的奇葩偏好。问题在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艺术家皇帝往往不愿意把他的全副身心用于治国，他们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艺术才华的展示上。
到后来，朱瞻基同样会毫无顾忌地沉溺于各种艺术和玩好之中。
要知道，本朝在太祖朱元璋时期已经废除了丞相，名义上由皇帝和负责具体政务的六部进行权力沟通。但是，连一门心思钻研做皇帝的朱元璋和朱棣，都难以胜任繁重的日常管理事务，更不要说要时常分身出来做艺术家放纵一把的朱瞻基了。
权力真空最终是由内阁进行了填补。但内阁中人并非只愿做皇帝的传达机器，他们既要遵奉皇帝的旨意，但也要服从儒家的规训，以儒家理念和祖宗之法来检验皇权的行使是否得当，如有不当，内阁也会与皇帝产生矛盾。这就是皇帝不敢也不能肆意妄为的制度性因素。
朱瞻基是个“聪明人”。为了更大程度地体现皇权，避免内阁的过度制约，他在皇权—内阁的体制中，引入了司礼监联合辅政的制度，即由内阁通过“票拟”来提出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再由皇帝决策批行（即“批红”），同时授权司礼秉笔太监代表皇帝，来签批内阁的拟票。
在这种体制下，“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内阁受到了代表皇权的司礼监的控制，皇帝及其家奴——宦官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那些懒于朝政、耽于游乐的皇帝们，以后可以放心地任用家奴来控制内阁，进而控制政局。看到没，明朝后来最典型的两个不上朝的皇帝——嘉靖和万历，仍能控制政局，这真是拜朱瞻基的制度设计所赐呀。
为了让太监家奴更好地为皇权服务，朱瞻基开始调任高级文官，教太监们读书识字。
但是，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朱瞻基是从繁重的政务中解脱出来了，可以做一个潇洒风流而又大权在握的皇帝了，只不过，宦官的祸害也开始彰显了。
从中央到地方，从军事到民政，朱瞻基在位时期，宦官介入政务的程度大大加深，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宣德时期，几乎所有的边镇都设有镇守太监，这些太监往往自恃是天子身边的人，凌驾于总兵官之上，干扰军政，为所欲为。朱瞻基还将最精锐的火器铳炮部队交由宦官控制，掌握军政的宦官，已有能力同各地将领相抗衡。可见，在这一时期，宦官已经取得了一部分军权。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与东汉、唐朝是宦官之祸最严重的三个朝代。清初，一些人反思明亡的原因，指出“明亡不亡于流寇，亡于厂卫（宦官）”。而朱瞻基正是让宦官势力强势崛起的那个关键人。
其实，明亡差点都不用等到1644年，而是在1449年。
宣德十年（1435年），36岁的朱瞻基英年早逝。朱瞻基的母亲张太后暂时成为朝中的核心人物，但宦官王振凭借他在宣德朝的宠遇，制度上的优势，以及与小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的特殊关系，很快就击败了内阁三杨和老太后，开始垄断朝政，最终引导年轻的皇帝冒险与北虏交战，酿成了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连皇帝都被蒙古人掳走了。
史学家认为，是王振的专权和明英宗的无能导致了土木堡之变，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朱瞻基时期那些能干的老臣和经过调整完善的制度，却无力阻止这一惨败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土木堡之变是宣德时期政治隐患的总爆发，是内阁—司礼监牵制制度的悲剧，也是朱瞻基个人遗留下来的悲剧。
尽管朱瞻基无法亲眼看到这悲剧性的一幕，但是，这么有才华的一个皇帝，在开创了仁宣治世之后，是否有想过大明王朝就会迅速迎来中衰的局面呢？
而盛世的不可持续，也会让盛世本身大打折扣。
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自己选择的因果，即便看不到了，也会等来历史的终极评判。
参考文献：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8年
赵中男：《宣德皇帝大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
陈文源：《明宣德弃守安南始末考述》，《暨南史学》第4辑，2005年
朱鸿：《论明宣宗的另面样貌》，《明清论丛》第1辑，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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